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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庄记》: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温情
2015-09-25 09:14  

    季栋梁的《上庄记》原来是一部中篇小说(刊发于《山花》2011年第7期),发表后受到好评。之后,作者将其改写为近30万字的长篇作品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)。成为长篇小说后,作品的内容果然丰满了许多,主题也不那么单一了。如果说原作的中篇小说反映的是乡村空巢后的教育问题,如今的长篇作品已大大越过了这一边界,成为中国偏远落后乡村世界的全景式写照。而且,它似乎也衔接上了中断多年的“问题小说”之线,赵树理式的隐忧与焦虑在小说中此起彼伏。

 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。作为下乡的扶贫干部,“”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。学校里有40多个学生,却没有一个老师,扶贫干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师。一些孩子不断随打工的父母进城,上庄的教育就更没人重视,已有名存实亡之虞。于是,老村长和“我”便里应外合,频频出招,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,由此扩而大之,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。然而,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,他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。因为他从自己的那个文化单位要不来钱,便只好不断找关系、求老板,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问题。比如,“我”为了让盼香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,动用了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。为了让村里的几个特困户脱贫,“我”又与人合伙给功老板“下套”,让老板把20多万元的红包送到了乡下。这位扶贫干部下乡一年,最终似已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。

  我们知道,赵树理的“问题小说”大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,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、政策的调整。只是这样一来,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,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。许多年之后,季栋梁也通过小说解决起了问题,但他的解决方式却令人深思:表面上他是解决了问题,但同时,这种解决本身已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。另一方面,这种解决方式又治标不治本,于是,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,但背后却隐含着更严峻的问题——面对穷山恶水,面对由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的村庄,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?村民希望所寄托者,是一个人脉广、关系多的扶贫干部,且这位干部恰恰又能被贫穷震撼出同情之心。倘若扶贫干部没什么能耐,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?

  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吊诡之处,而恰恰是这种吊诡显示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力度。因为表面上看,作者已用种种“歪门邪道”解决了问题,但实际上,这似乎也是他提出更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和技巧。我想,一个作家,或者一个无权无势的扶贫干部,当问题已远远超出他的解决能力时,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。

  除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之外,我还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温情。小说中有一个细节:“我”当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,名为《一根烟》,那是在写另一个上庄的贫困。“我”进村之后,向村民一根根地散烟。在这些人中,有个名叫朱光耀的村民,他虽然接了烟,但却并不抽,而是架到自己的耳朵上。起初,“我”以为这是一位爱占便宜、怕吃亏的男人,后来才得知,原来老朱是位孝子,他拿这根烟是为了回去孝敬老娘。不管弄到什么东西,让老娘先尝已成为朱光耀的下意识行为。于是,“我”被震惊了。“我”的老板功全泰读了这篇文章,内心受到了感动,于是主动联系了这位扶贫干部。也正是这样,才有了后面的故事:“我”给他“下套”,功老板也借坡下驴,主动“上套”。

  我把这处细节看作一道理想主义的微光,它一方面依然让文学(《一根烟》那个真实朴素的故事)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,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老板的形象。在当今社会中,经过媒体渲染之后的有钱老板,要么是挥金如土、只知炫富的土豪,要么是腰缠万贯、没有文化的财主。“脑袋大,脖子粗,不是老板就是伙夫”似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定位。然而,《上庄记》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读了文学作品还能热泪盈眶的老板,一个为了寻到作者打了58个电话的老板。现实中,这样的老板究竟占多大比例,无从统计,但小说中的这个功老板却有慈悲之心,尚慈善之道。他不但让“我”渡过了难关,而且还为小说注入了一股暖意。

  在小说《上庄记》中,能够体现现实主义冷峻和理想主义温情的还有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。在“我”的眼中,老村长是“狡黠精明”的,他懂得与扶贫干部搞好关系,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老村长拎着蛇皮口袋给“我”送羊腿的那一幕。然而,随着小说故事的逐渐展开,我们才看到这种“精明”背后,深藏不露的是他对上庄这块土地的大爱之情。因为老村长不可能接近上层,他便只能用自己朴实的言行亲自打开底层社会这幅世态人心的画卷,默默地传递爱的能量,并用这种能量潜移默化地感动扶贫干部,让后者不得不去为上庄奔走呼号。他既是乡村世界这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,又是让扶贫工作能够落实到位的发动机。他的苦苦支撑让人感到了某种悲壮,他的不屈不挠又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。可以说,正是这样的人支撑着底层的民间社会,让人们看到了希望。

  与此同时,季栋梁在小说《上庄记》中,凭借着对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,既让他有了赵树理笔下“中间人物”的文学光彩,同时又为他注入了当今时代丰厚的道德伦理内涵。这样,老村长也就成了一位典型人物,成了老黑格尔所谓的“这一个”。也正是因此,这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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